三、抗日战争时期重建党的组织发动抗日救亡筹组抗日武装建抗日根据地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军挑起卢沟桥事变。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人民呼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不断高涨和共产党倡议国共合作抗战的形势下，蒋介石接受了中共和爱国人士的建议，实现团结抗日，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

　　余姚各界爱国人士立即动员起来，一批热血青年长途跋涉，奔赴延安；一些失去了联系的共产党员和社会进步人士一起，开始就地从事抗日活动。

　　1937年12月，隐蔽在历山的共产党员陈小平和进步人士童泉如，邀集在外地的姚籍进步人士汇合姚城，共同开展抗日救亡。是年冬，在上海隐蔽的郭静唐回到余姚，在杭州的左翼文化人陆飞亦来到家乡。当时的余姚县长林泽对郭静唐、陆飞回乡参加抗日活动表示欢迎，委任郭为县政府视察员，陆为县抗日自卫会干事。

　　次年3月，中共上级党组织派员来姚，恢复了陈小平等的党籍，发展了一批新党员。这样，共产党在余姚恢复了组织活动，抗日救亡运动在党领导下蓬勃地开展起来。

　　1938年3月，余姚县政府成立“战时政治工作队”，林泽委托郭静唐、陆飞负责招收队员，郭、陆将共产党员、进步青年以及从延安回来的俞震、熊达人、马青、唐伟等党员安排在政工队，担任领导职务。余姚县政工队一开始就成为共产党实际领导的抗日团体，最盛时期共分6个区队，队员100余人，共产党员占70%以上，正副队长几乎全由党员担任。政工队员上山区，下盐场，走乡村，访农户，广泛开展抗日动员和秘密发展党组织，为本县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抗日运动的逐步深入，群众性的抗日救亡团体也如雨后春笋相继成立。青年救亡宣传室（战时社会服务团）、商业人员工作队、少年工作队、妇女工作队等等，参加群众多达数万人。

　　1938年6月，余姚党组织抽调部分政工队员分赴敌占区，协助抗日部队工作。7月，日军五路包围海盐，守军被迫从海路撤退，又遭日舰拦截。政工队女队员陈忆姜所乘船只被日军包围，眼看突围无望，纵身跃进大海，以身殉国。

　　1939年4月11日，余姚市第一次党代会召开。1940年12月26日，中共余姚县委书记谢廷斋到达延安，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9年5月，发动青年救亡宣传室140位热血青年报名参军，成立“余姚子弟兵连”，奔赴前线。

　　当时，各乡还组织了“抗日自卫队”等地方武装，振奋了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的信心。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当局虽然口头上表示合作抗日，骨子里却想消灭共产党。1939年冬至1940年春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余姚，1940年8月，先是郭静唐被国民党省政府密令逮捕，继而又先后抓捕共产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10余人。不出一月，政工队及全县各级抗日群众团体均被强令解散，县长林泽被迫辞职，余姚抗日救亡的大好政治形势陡然逆转。

　　由于蒋介石一贯推行 “攘外必先安内”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使日军在中国的领土上长驱直入。1941年4月中旬，日军进犯浙东，国民党守军一触即溃。19日，日军占领镇海，20日占据宁波，22日侵陷慈溪。其时，国民党余姚县党政机关及驻军已于21日逃至梁弄，22日又缩退至陈家岩、岩头一带。23日下午，400余日军分乘三艘汽轮由姚江侵入余姚城区，占领南北两城，于是余姚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

　　余姚沦陷后，唯有共产党人继续为抗日战斗。4月下旬，党决定成立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根据党内分工，副特派员王益生接受了领导抗日武装斗争的艰巨任务。当时，国民党34师一部在海北被日军打散，撤至姚北一带，连长孙彦龙原系余姚自卫队队员，后赴海北与陈小平相识。孙部到姚北后寻陈小平，找共产党。王益生及部分原政工队队员充实到孙部，把孙部改编为“宁绍游击指挥部”。但是，该部成分复杂，收容了不少地痞流氓，特别是收编了盐警一部，终于导致了“临山事件”的发生。6月25日，部队邀集附近各乡镇保长开会。王益生及随行人员陆葛、熊飞在前往临山镇邀请镇长陶园赴会途中，被临山镇警备队枪杀。孙部随即以报复为名，抢劫、火烧临山镇，孙彦龙在部分盐警的唆使下投靠了日军。

　　同一时期，党员张迪光根据党的批示打入国民党驻游源山区的“宗德部队”。他隐蔽身份，宣传抗日，联络了十几名班排长，策动起义。不幸事泄，张迪光及所联络的中下级军官一一遭到逮捕。张迪光被绑在毛竹上“五马分尸”，壮烈牺牲。

　　两次惨重挫折的教训使共产党人醒悟到，应以工农群众为基础，建立自己的武装队伍。不久，以朱之光、周曼天、赵瞻等原政工队骨干的一批热血青年，成立了“浙东游击独立大队”。后来，部队扩大到70人。在此同时，中共浦东工委根据党中央、华中局的指示，从1941年5月起，把所领导的大部分武装共900余人，先后七批，以“五支四大”、“宗德三大”、“苏鲁战区淞沪游击队暂编第三纵队”等国民党的番号，南渡杭州湾，抵达“三北”。

　　6月18日，“五支四大”到达姚北相公殿的第三天，接到群众报告，约一个小队的日军从庵东出发，朝相公殿方向行进。“五支四大”领导决定给鬼子以狠狠打击。群众得知要打鬼子，也纷纷主动请缨。部队在相公殿以西的向天庵附近设伏，“宗德三大”赶来参战。日军进入了埋伏圈，指挥员一声令下，枪声大作，鬼子兵血肉横飞，是役，共打死打伤日军各8名，并缴获了一批武器。日寇于25日赶到相公殿报复。“五支四大”早有准备，再次给予迎头痛击，日军狼狈逃窜。相公殿两战两捷，轰动了整个浙东地区，极大地振奋了群众抗击日寇的信心。

　　为坚持浙东敌后抗战，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派谭启龙等来浙东主持工作。1942年7月成立了浙东区党委，由谭启龙任书记。8月又成立了三北游击司令部，由何克希任司令员。

　　浙东区党委为了便于领导，对浙东地区重新划分了地区和县界。余姚以姚江为界，姚北地区与上虞北部合并为余上县（后改为余姚县），隶属三北地委领导；姚南地区与上虞东南部合并为姚虞县（后又先后改称为姚慈县、姚南县、南山县），隶属四明地委领导。并于8月建立了中共余上县委和中共姚虞县委。9月，浙东区党委为了开辟浙东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制定了“巩固三北、开辟四明”的方针，并于10月起率部分主力挺进四明山区。1943年4月23日，三北游击司令部攻克姚南重镇梁弄。1943年8月，浙东区党委、三北游击司令部分别进驻横坎头、梁弄。梁弄成为浙东我党领导抗日的指挥中心。12月22日，浙东抗日武装正式编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任命何克希为司令员、潭启龙为政委、刘享云为参谋长、张文碧为政治部主任。

　　建立浙东抗日根据地后，浙东军民英勇抗战，粉碎了敌伪的反复“扫荡”、“清乡”，挫败了日、伪军屡次“蚕食“根据地的阴谋，胜利地组织了三次“反顽”自卫战争，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消灭浙东抗日武装的三次大规模进攻，巩固了抗日根据地。自1941年5月浦东部队南渡浙东到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的4年多时间内，浙东抗日武装共进行大小战斗643次，攻克上虞、南汇两座县城，克复敌伪据点110多个，解放同胞400万，毙伤日军610余人，俘虏日军少佐顾问以下21人，毙伤汪伪军副旅长以下3062人，俘虏伪军团长、支队长以下5504人，缴获各种火炮39门，轻重机枪217挺，长短枪6809支，取得辉煌战绩。

　　在创建、巩固和发展浙东抗日根据的斗争中，余姚广大人民群众作出了卓著贡献。1942年7月，区党委刚刚成立，余姚就由数十名党员和积极分子组织成立了抗日武装——“余姚中队”，配合主力武装，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经过数次战斗的考验和锻炼，“余姚中队”后被编入主力，成为“三北游击司令部特务中队”和“四支队第三中队”。

　　在解放梁弄的战斗中，敌、伪军凭借坚固的工事和民房为依托，负隅顽抗。群众见“三五支队”进攻受阻，心急如焚，不少群众拆下自家的门板，搬来家具，帮助“三五支队”搭建掩体，帮助部队打通一堵又一堵的房宅墙壁，使部队顺利从一幢幢相连的民房间穿过，避开火力封锁，直冲敌军阵地，消灭措手不及之敌，保证了战斗的胜利。

　　1943年4月，陆埠发生了震惊浙东的“洋菜厂事件”，它显示了余姚人民面对残暴的日军，英勇不屈，大义凛然的民族气节。是月30日夜，驻陆埠“洋菜厂”的陆埠联乡自卫队18名队员被100余名日伪军包围。自卫队员英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除2人牺牲，2人脱险外，其余14名战士不幸被俘，羁押余姚，惨遭日寇酷刑，但是没有一个屈服于日军的淫威。敌人一无所获，于5月18日将14位英勇的战士押赴城东玉皇山刑场枪杀。面对死亡，勇士们脸无惧色，视死如归，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壮烈殉国。

　　1943年8月23日和9月2日，日伪军下乡抢粮，姚南群众5000余人参加反抢粮战斗，两次突击行动，将日军掠夺后囤积在梨洲、凤亭等地的20余万斤粮食，在一夜之间抢运进四明山。1945年8月5日，1000多群众又汇集凤亭乡挑灯夜战，将凤亭乡通往余姚的三条河流全部填塞，使日伪军无法用船抢粮。

　　1944年8月17日，姚北军民为粉碎日伪军的“清乡”计划，保卫秋收，成千上万的群众参加了大破袭战斗。在东起观海卫、西至临山、南到姚城、北迄相公殿的长达120里的公路线上，对日伪的交通线和通讯设施进行了大破袭，共毁大小桥梁30座，毁电线杆800余根，收割电线3200多斤。

　　余姚群众除了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组织民兵保卫根据地外，还开展广泛的拥政、拥军活动。姚南各地曾组织“打猎队”，除了保护农作物外，还常抬着野猪等猎物，慰劳部队，慰问民主政府工作人员。根据地内洋溢着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深情。

　　还有一批战斗在敌人心脏里的抗日志士，他们肩负重任，默默无闻地从事抗战事业，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泗门镇谢海忠，十几岁参加革命，受党派遣打入伪军余姚保安团，协助已打入敌军内部、任余姚保安团副团长的共产党员王培良，秘密进行抗日活动。他机智勇敢，出生入死，多次完成传送情报、搭救战友等重要任务，为抗日事业立下大功。但在抗战即将胜利的1945年5月，与王培良一起，被伪县长劳乃心手下的侦缉队杀害在丰北太平桥边。

　　当年四明山群众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地方党组织和伤病员的事迹，感人肺腑，至今还在流传。1944年正月的一天，大岚区委书记谷光在上庄村工作，敌人突然包围了村庄，在万分危急的关头，一位素不相识的老篾匠解下自己身上的围裙，把老谷装扮成一位篾匠师傅，机智地骗过敌人的盘问，转危为安。有一次，民运干部林秀梅在一个村里工作，被敌人侦悉，出动了近百名兵力包围村庄，挨家挨户地搜查。一位老大娘急中生智，脱下自己的棉衣，穿在林秀梅身上，领着她避过敌人，穿上路翻上山岗，在深山密林里度过了一天一夜，直到敌人撤退，才领着她返回村庄，而老大娘家已被敌军洗劫一空。

　　类似事例，不胜枚举。谭启龙同志回首往事，激动地说：“根据地军民相濡以沫、生死与共的血肉联系，令人终生难忘。老区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养育了我们，养育了革命。无数群众和革命战友不幸牺牲，不畏艰险，英勇战斗，用血肉之躯筑起了坚固的长城。”

　　在抗击日寇侵略的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有数以百计的革命先烈牺牲在余姚这块光荣的土地上。其中有陈洪、陈小平、朱学勉、邱子华、成君宜、熊达人、杨奚、戈阳、楼明山、朱敬之、王培良、黄振汉等等，他们的英名将永远铭记在余姚人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