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我国粮食生产连年丰收，但对粮食安全还是要有危机意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所带来的影响，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全社会要勤俭节约、反对浪费，不断改变和提升生活观念、生产方式、消费习惯乃至生活行为。

　　文化传统与政党本色

　　中华文化以农耕文明为基础，在数千年的劳动实践中形成了反对铺张浪费、崇尚节约的文化传统。

　　《尚书》强调：“克勤于邦，克俭于家。”《左传》记载：“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道德经》写有“三宝”：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慈故能勇；俭故能广；不敢为天下先，故能成器长。墨子进一步提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勤俭节约，国家才能昌盛；骄奢淫逸，国家就会灭亡。清代朱柏庐呼吁：“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可见，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反对铺张浪费、崇尚勤俭节约的丰富文化传统。

　　勤俭节约、反对浪费的传统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本色，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坚定的理论自觉、深厚的文化渊源共同造就了中国共产党反对浪费、勤俭节约的优良品质。

　　资本主义社会是被资本裹挟的社会，在根子上是一种“浪费的社会”。马克思指出，生产资本的迅速增长，会引起财富、奢侈、社会需要和社会享受同样迅速的增长。在追逐剩余价值的动机下，资本主义生产势必造成生产过剩。每当生产过剩造成的危机出现时，资本家为了维持商品价格往往会采取大量销毁产品的行为，造成社会财富和资源的极大浪费。

　　只有将劳动从资本的支配下解放出来，劳动者才能真正享受自己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由此，社会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辩证否定，对浪费有着天然的警惕与抵制。

　　理论探索与制度设计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着眼不同历史阶段的具体任务和要求，在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探索和制度设计。

　　中央苏区时期，在革命夺取胜利的同时，贪污腐化和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也有所抬头。为此，1932年初至1934年秋，中央苏区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腐倡廉运动。1934年，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强调“财政的支出，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员明白，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

　　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政务人员公约》规定政务人员必须公正廉洁、奉公守法，不徇私情，不贪污，不受贿，不赌博，不腐化，不堕落。

　　1951年，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要求普遍地检查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1958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反浪费反保守运动的指示》。由此，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升，物质财富不断丰富。一些党员干部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了自己发财致富的工具，处处讲排场、铺张浪费严重。为此，要进一步强调发挥民主监督与法治的作用。

　　1980年，邓小平同志在中共中央干部会议上告诫全党：“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1982年，“国家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写入宪法，标志“勤俭建国”方针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995年，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全体会议上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不提倡艰苦奋斗、勤俭建国，人们只想在前人创造的物质文明成果上坐享其成，贪图享乐，不图进取，那么，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民族，是毫无希望的，没有不走向衰落的。”

　　2003年3月，胡锦涛同志针对一位人大代表反映的机关干部公款大吃大喝问题作出重要批示，强调我们的干部必须牢记“两个务必”，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绝不能铺张浪费，坚决刹住公款吃喝风。

　　党的十八大以来，从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到要求“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勤俭节约的优秀传统，大力宣传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思想观念”，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关于厉行节约反对食品浪费的意见》到《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反对浪费、厉行节约，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使社会风气大为扭转。

　　总的来看，反对铺张浪费的手段和措施呈现出了许多新特点：一是法治作用更加突出，依法治国理念得到强有力贯彻；二是党内法规的作用更加凸显；三是注重发挥制度的作用；四是更加注重思想上的教育；五是群体约束性不断扩大。